21世纪以来，随着《水浒传》新版本的发现、新材料的挖掘以及新研究视角的运用，《水浒传》版本研究取得了诸多新进展。

新版本的发现

学者陆续发现的《水浒传》新版本，主要有四个。

一是明代“三大寇本”。此本第72回屏风所书为三大寇“山东宋江、蓟北辽国、江南方腊”，而存世其余版本屏风所书均为四大寇“山东宋江、淮西王庆、河北田虎、江南方腊”。“三大寇本”的发现，弥补了《水浒传》版本链条上的断链。此前一般认为，容与堂本之后的版本为袁无涯本，袁无涯本在容与堂本的基础上做了一系列的编辑工作，包括删节引首诗、移置阎婆事、移置王英扈三娘婚事、移置蓟州守将介绍等。实际上，容与堂本与袁无涯本之间还存在重要的一环，即“三大寇本”的存在，它删节引首诗、移置阎婆事等，上承容与堂本，下启袁无涯本，袁无涯本只是在“三大寇本”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编辑工作。按照袁无涯本卷首《发凡》中所述“郭武定本，即旧本，移置阎婆事，甚善；其于寇中去王、田而加辽国，犹是小家照应之法”，可知“三大寇本”不仅是袁无涯本的底本，而且可能是已佚失的郭勋刊本。

现存“三大寇本”有5种不同的刊本，分别为无穷会藏本、郑振铎原藏本、天理图书馆藏本、西辽先生藏本、林九兵卫刊本，此5种刊本无一是初刻本，均为翻刻本，其中仅无穷会藏本为全本，此本藏于日本东京都町田市无穷会专门图书馆。国内郑振铎先生早有收藏，但鲜有关注者，而且令人遗憾的是，郑先生所藏仅存66回，缺失了重要的第72回。从“三大寇本”现存有5种刊本的情况来看，它在晚明也属于较为流行的版本。

二是石渠阁补印本。此本又称为天都外臣序本，是众多《水浒传》版本中非常重要的一种。因为此本是存世全本《水浒传》中题署年代最早的，序末署“万历己丑孟冬天都外臣撰”，“万历己丑”为万历十七年（1589）。现存本为康熙年间的补修重印本。此本较有争议之处在于，“万历己丑孟冬天都外臣撰”这十一个字残损，仅残存部分痕迹，目前所知文字是由吴晓铃和戴望舒二位先生籀读出来，所以实际情况是否如此，未有定论。此本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，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海内外孤本。2017年日本东京“平成二十九年度东京古典会古典籍展观大入札会”上出现了第二部石渠阁补印本，此书后入藏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。此部石渠阁补印本基本保存完好，但是极为可惜的是，全书存98回，单单缺了前两回以及卷首。由于刻有序末题署的部分现今不存，此藏本的出现无法解开序末的“天都外臣”之谜。京都大学藏本从断板情况来看，与国家图书馆藏本同出一板，但却是先印本。

三是插增本残叶。插增本之名源于该本书名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》，现存为残本，各部分被拆分，藏于海外诸处，为现存较早的建阳简本《水浒传》。郑振铎先生最早发现其有巴黎藏本，后经兑闻达、戴密微、马幼垣等人努力，又发现了牛津残叶、斯图加特藏本、哥本哈根藏本。直到2007年，艾俊川通过英国的购物网站买到了23张插增本残叶，此残叶内容与斯图加特藏本互相补充，很可能是斯图加特藏本中散落的残叶。艾氏所藏残叶有林冲题诗五言八句，此诗与评林本、刘兴我本、十卷本等七言四句不同，而与容与堂本大致相同，这显示出插增本较为古老的特征，同时也可作为研究简本《水浒传》时，划分版本系统的又一个指标。

四是初刻英雄谱本与三刻英雄谱本。英雄谱本是简本《水浒传》中影响非常大的本子，其将《水浒传》《三国志演义》分为上下两栏合刻的方式，不仅在明末拥有大批读者，而且直接影响了清代最为畅销的简本《水浒传》——《汉宋奇书》的编刊。一直以来，存世的英雄谱本能看到的只有二刻本，初刻本一般认为佚失。近年，初刻英雄谱本的全本被发现藏于日本筑波大学图书馆，香港大学图书馆也藏有初刻本的部分插图残叶。相比于初刻本，二刻本虽然封面题“二刻重订无讹”，但其刊刻质量不如初刻本，刊落了数十条批语，删节了43首诗词，误字也比初刻本多，并且为降低成本、节约纸张，改变了正文的行款，将初刻本半叶十五行、行十三字，改为半叶十六行、行十三字，大约节省了近70叶纸张。2010年国内的拍卖行又出现了三刻本的残本，三刻本在行款上比之二刻本并未做出改变，此本的出现也再次证明英雄谱本在明末清初的读者市场十分风靡，所以才会有初刻、二刻，乃至三刻。

新材料的挖掘

《水浒传》新材料的挖掘也有不少收获，较重要的有两则。

一是百二十回本第95回批语云：“己巳、甲戌之役，绅巾迎虏。李逵等目不识丁，骂贼不屈，强似识字的多多。”“己巳、甲戌之役”为明崇祯年间的“己巳虏变”与“入口之战”，时间分别在崇祯二年（1629）与崇祯七年（1634）。通过此条批语的考释，可知百二十回本的刊刻时间大致在崇祯七年八月至崇祯八年（1635）五月之间。百二十回本刊行时间的确定，解决了《水浒传》版本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，即袁无涯本为何本的问题。以前诸多学者认为，现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百二十回本为袁无涯原刊初印本，但是由此第95回的批语来看，北大藏本显然不可能是袁无涯原刊本，甚至不可能是袁无涯刊本。袁无涯刊本当为百回本，现在比较接近袁无涯刊本的是大涤余人序本。

二是清代十卷本《水浒传》序末题署的“杭陈枚简侯书”。清代有多个陈枚，通过辨识发现，十卷本序作者陈枚是清初文章选家。其所选《留青新集》中《扶摇陈先生暨原配戴孺人合葬墓志铭》为其父墓志铭。据此可知，陈枚，字简侯，号东阜，杭州人，生卒年为明崇祯十一年（1638）和清康熙四十六年（1707），这意味着十卷本至迟在康熙四十六年就已经出版了。陈枚作为文章选家，在清代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，乾隆年间的百二十四回本以及道光年间的八卷本，依旧在沿用陈枚所写的序言。

新研究视角的运用

与以往《水浒传》版本研究聚焦于正文不同，新世纪的学者开始借助插图、批语来考定版本。例如，李玄伯原藏本一直被误认为是明刊本，可是此本第一幅插图《误走妖魔》下方刻“新安黄诚之刻”，第六幅插图《误入销金帐》左边中间刻“新安黄子立刊”。据《虬川黄氏宗谱》，黄诚之即黄氏27世子孙黄一遂，字成之，生活在明崇祯五年（1632）至康熙三十八年（1699）之间。黄子立即黄氏第28世子孙黄建中，字子立，其生年为万历三十一年（1603）。考察二人的生卒年及从事刊工的活动年限可见，李玄伯原藏本不可能刊刻于明代，应该刊刻于清代顺治年间。

批语方面，关于芥子园本比北京大学所藏百二十回本多出的批语，是芥子园本后添，还是北大藏本缺失这个问题，在20世纪有过较大争论。结合另外两种同系统的本子——遗香堂本与郁郁堂本的批语来看，芥子园本多出的批语当为祖本所有，并非后来添加。此四本批语互相比较，皆存在此有彼无的情况，也存在独出的情况，可见此四种本子有共同的祖本，但相互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亲缘关系，且此四种本子中并没有哪一种展现了祖本的全貌。同时，芥子园本虽然刊行时间较晚，但是其保存的祖本面貌相较其他三本为多。此外，批语在判定同版异印方面，有着比正文更加便捷的效果。像三种钟伯敬本《水浒传》，即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本、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本、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，三者在正文方面极难看出差异，甚至在断板方面的不同都很难辨别。而此三种本子在批语方面却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别，东京大学藏本比京都大学藏本、法国藏本多出34条眉批，另外有10条眉批东京大学藏本存整条，而京都大学藏本、法国藏本仅存部分文字。由此观之，三种钟伯敬本中东京大学藏本为同版先印本，另外二者为同版后印本，后印本由于板木磨损导致批语缺失及残损。

总体来看，21世纪的前二十年《水浒传》版本研究取得了可观的进展。可以预见，随着国内外各大图书馆不断推动古籍数字化、公开化，以前难得一见的版本将陆续被发现，未来也会有更多有价值的新材料被挖掘，这对于《水浒传》版本研究的系统化、深细化，无疑将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。

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《水浒传》版本研究”（20FZWB003）阶段性成果）